身体的多重性并不限于摩尔所观察的医院之内。具体而言，多重身体不只是体现于不同科室之间流转的各项记录，还体现在各种不同诊查结果之间的相关性研究、在数字指标和其他数据之间来回翻译的处方和影像、不同科室专家会诊后确定的针对个体病人的诊疗方案等，不一而足。提出多重身体的意义在于，我们既可以从中看到辅助生殖技术实践在现实世界的复杂性，同时也认识到，临床医生在实践中并没有简单粗暴地将病人化约/简化为病。如摩尔所述，哪怕最经常受到医学人文学家批评的外科手术室医生，即便手术中的病人可能对他们来说确实只是无影灯下的患病局部，一旦手术进行到尾声，表皮缝合结束，医生的实践立刻拉回到病人本人，此时的身体是具有社会关系、历史经验、政治权利的全人。

辅助生殖技术医生也是这样，也许她们在B超室考虑的只有屏幕上的卵巢卵泡等局部，一旦回到诊桌给病人调整用药，面对的不仅是卵泡成熟的进度（ 卵泡身体） ，还有内膜、激素水平乃至病人的年龄、职业、经济状况等其他身体。此时医生的综合考虑正是出自多重性身体的要求。更不用说她们也时常给出少吃辛辣、避免吃寒冷食物、减肥控制体重、保持心情愉悦等日常生活建议。

汤普森基于在美国的辅助生殖技术诊所的参与观察指出，辅助生殖技术实践中，本体论上相异的事物如卵泡刺激素、身体、设备（ 各种检测、监测仪器） 、法律条款（判定亲属关系）、财会报表（决定胚胎的留存或抛弃） 等，往往混杂在一起，彼此相连且相互依赖。辅助生殖诊所的顺利运转取决于所有这些事物的协调编排，汤普森称之为“本体论上的舞步编排”。编舞不仅是设计每一步舞蹈动作，同时要考虑舞台、音乐、灯光、道具、人员等各方的协调。与汤普森的观察相一致，我们用“多重身体”来表达本体论意义上相异的事物之相连与相存。身体本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，卵泡身体、内膜身体、激素身体被“好孕”的目标连在一起。“编舞”概念更进一步提醒我们，“好孕”的达成不仅取决于生殖医学中心的仪器、人员及其实践，还有医院内外各方力量的通力合作。

出自《多重身体: 辅助生殖技术实践的人类学观察》作者赖立里,戴媛媛.